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任何不能教育自己的人，亦不能教育别人。”

现代教育家陶行知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

如上所言，那么我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老师对新的知识、观念、文化的态度是浅尝辄止，那么学生的态度将是不尝而止；如果老师对一个知识点有那么点掌握、理解、见识便沾沾自喜，那么学生将会在领会了老师凭其理解所讲解的东西后自不自胜。

不幸的是，事实上的老师大多那样。

我在大学里从无旷课记录，在这半年多的第一线体验里，我感受到了太多太多老师的无聊与无趣。我不知道官方的对大学老师的要求标准是什么，其实也不想，不必知道，我只用知道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老先生的那句话：“所谓大学之大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而在昨天，我的一个老师在谈到大学时曾这样讲：“大学之大，在于有大楼，大师，大智。哪个最重要呢？是大智，大智代表的是学生，如果学生不努力，那再有大师也没用。老师监考监的严了会被骂为变态（众人笑），老师约束学生了也会被骂为变态。大家可以想想，由变态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众人又笑）……所以一个大学的主体还在于学生。”我在下边边听边思考，并在下课的时候同老师商量两句，第二节上课，由我口若悬河，声情并茂地把自己想到的讲了十多分钟——着重纠正了老师的“大学之大在于有大智（学生）”的说法，而把问题本质的重心回归到“万世师表”上来。

不过，听了老师讲学生骂老师为变态一事，我想起了小说家墨白说过的一段有意思的话：“警察最不怕的人是被判了死刑的人，最怕的是内人。警察最哭笑不得的是，他刚刚批评教育释放的小偷把他的自行车给偷走了。”

这到底是谁的错呢？

我所知道的周围的老师，则大多是懒的，他们的懒在于对问题的冷漠，对思考的吝啬。从而的，可以想见：有不少老师的头脑里的思维、观念距离真理还很远，更甚至有不少老师还从未思考到真理。

是的，我们处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所谓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则几乎成了大时代之下人们的必然归属。没有人再去坚守，人们在环境的裹协之中悄悄的一点点放纵自己，以至于成为习惯，再到今天的麻木。教师亦然，这是最让传统风骨所心痛的。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学校教出来的。”我因之每想到今天的“毫无特色，毫无主见，毫无故事”的老师成群结队的在校园里，就后背发凉。

昨天晚上有一舍友的辅导员因其夜未归而来问事，中间“话语”突发，同我几人高谈阔论起来。我对这种chat向来比较感兴趣，于是侧耳张目倾听起来，但很快我就听不下去了，因为此人在朝我们灌输一种观念，“一定要记住你最重要的事：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在把精神移开他所讲的同时不禁心笑：有这等老师，何愁“人将不人，校将不校，国将不国”耶！

老师怎么了？

如果说自大学以下的中小学有高考这台标准化机器以至于老师也成了标准化是可以理解的（诚然我们应为不理解，但在更大的国家机器里，这就是暂时的真理），那么大学的老师竟还千人一面该怎么解释呢？

怪缺少大师吗？怪大学行政与自主的压力吗？怪时代吗？

呵呵。李敖说：“我最讨厌的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我也不愿再费脑子去想这些，因为根本没用，如果这里边的人不自己清醒过来的话。

在梅贻琦“大师论”之前，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先生在接管清华之初即强调师资之重要，他说：“要大学办好，首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他又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此语与我心意切合，即思考乃交流之基础，惜乎我的许多老师在上课时连交流也是穷困的。我怀疑他们是走了上课的极端，因为有一些腔调常可以听到，“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下课问，”“下课了，你还去干什么？”“不是我非要点名，而是近期学校查课非常严（更为可笑的是查课者也都清楚老师们的这些话，真不知大家都在欺骗谁？或者被谁支使着干这些自欺欺人的无聊事！）”“现在是考试，哪儿有考试期间去解手的？（此语犀利，胆小学生听到这等疑问句，则厕所不去，当场已泄也）”“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了，但讲课从来不需要课本（说时面露自豪之意）。之所以带着，是为了应付学校查课的（我简直要吐了，欺骗也就罢了，缘何还要多浪费资本书的资源）”……此皆是中了上课之毒的症状。我的老师呀，请不要在告诉我您没有中毒，这些是形式，是规矩云云，因为我记得《三傻大闹宝莱坞》里有这样一句很真理的话：“考试有很多次，但爸爸只有一个。”说出此话者，便是领会了《大学》里“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的精髓的人。

既然聊起了老师，则不免的要谈谈校长。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然而我想说一个心里话：入学半年多了，或许是因为我不关注的缘故，总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学校校长的名字是什么，更未见过他长什么样。一个校长连学生都没见过就把工作做完了啊，这种工作质量我持怀疑态度！因此大学校长的不作为可见一斑，他的不作为是如今高校千人一面之现状的主要成因。苏霍姆林斯基说：“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但见今日之领导，莫不是本末倒置地只管行政。校长怎么了？校长究竟在想什么？

如果在政府的某些压力下，校长首先妥协，那么这个学校的老师一定会失去屏障，如履薄冰，畏首畏尾，苟且塞责地教书。可，这还是教育吗？还是以人为本，自由自主的教育吗？

世界有很多种话，有说得说不得之分。然而在我看来，所说不得者，或更应说来以示人知，这是真正的悲悯仁怀，也是真性情的表现，更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表现。 李启龙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廿四日